第七次结集？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嘉宾探讨佛典数字化保护

“汉传佛教走向国际，香港大有可为。”香港宝莲禅寺住持净因法师在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上首次发起“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这一倡议。他提议，中国应充分利用世界佛教论坛这一平台和先进科技，以发起“第七次佛教结集”为契机，打造汉传佛教的高端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中国佛教在国际佛教舞台上的话语权。而香港因其国际化的多元思维和中英双语语境，在佛教传播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下为净因法师发言全文：

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印度佛教，从恒河流域传播到全印度，经斯里兰卡传至东南亚，经西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播至东亚和东南亚。如今，佛教已遍布世界五大洲，究其原因，除了佛教本身所蕴藏的人生智慧外，还与历代大德们致力于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与保存有着紧密关系。历史上，大规模的佛典收集、整理与保存工作统称为 “结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共有六次，史称 “六次结集”。这“六次结集”确保了佛陀教法 “原汁原味”，始终保持其权威性。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公认的“六次结集”，其主导者及结集地均在海外(见表1一: 世界公认的佛教六次结集)，与中国作为佛教大国的地位不太相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佛教在国际佛教舞台上的话语权。随着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新的佛典结集工作势在必行；而中国佛教界，作为世界佛教版图中最大的一部分，理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借助世界佛教论坛的平台，发起 “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通过这一倡议，号召全球佛教国家的佛教组织、佛教学者共同参与，收集、整理各自的佛教文献，最终整合成一个完整的 《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这不仅将成为佛教史上 “结集”的新里程碑，更将显着提升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表1:世界公认的佛教六次结集

一、与时俱进——第七次结集的历史必然性

每一次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都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引领；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为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佛教界以智慧着称的高僧大德们，总能及时运用传播技术革新的成果，紧跟人类文明的步伐，随社会进步不断创新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方式。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从口传时期、 贝叶经时期、写本时期，到雕版印刷时期，直至近代的铅活字印刷时期。这些阶段取得的成果为举世公认的六次佛教文献结集，对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下文将在梳理技术的革新与佛教文献整理与保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揭示人工智能时代“第七次结集”的历史必然性。

（一）第一、二、三次结集—口传时期保存佛陀教法的方法

佛陀在世时，他的教法并未以文字记录，而是通过记忆复诵的方式口耳相传，依靠 “经师”和 “持律师”的记忆来保存佛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会出现偏差。据《五分律》记载，佛入灭不久，弟子们悲痛万分，然而跋难陀等人却如释重负，反复“劝慰”大家道：“彼长老常言：应行是、不应行是！应学是、不应学是！我等于今，始脱此苦，任意所为，无复拘碍，何为相与而共啼哭？”跋难陀的言论激发了迦叶尊者护持正法的决心。为了确保佛陀教法的纯正性、延续性和权威性，迦叶尊者在佛陀入灭后三个月，率领五百弟子于王舍城结集佛陀的教法，史称 “第一次结集”。在“结集”的过程中，弟子们聚集一堂，由 “持戒第一”的优波离(Upāli)尊者诵出《律藏》，然后再由阿难尊者诵出《经藏》，通过讨论、甄别、审核，这些教法最终被确认为佛陀的遗教。

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第二次结集发生在佛灭后110年，由于对于戒律的理解产生分歧，僧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为了解决争议，七百比丘集会于毗舍离城，在耶舍为的主持下而举行结集。此次结集以《律藏》为核心，明确规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非法。来自西部摩偷罗地区年高德劭比丘，由耶舍长老领衔，主张严守戒律，被称为“上座部”，他们以维持佛陀教法纯洁性为己任。相对的，以吠舍离为根据地的东部跋耆族比丘则另成一派，主张小小戒可舍。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被称为“大众部”。第二次结集的结果是僧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派各自独立发展。

第三次结集发生在佛入灭后的第 234 年。由于大量外道为了获取供养混入佛教，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冒充为佛陀的教法，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与戒律的争端。为了整顿僧团，阿育王恭请目犍连子帝须尊者淘汰外道并整顿僧团。之后，选一千位比丘在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大会。目犍连子帝须尊者撰写了 《论事》(Kathavatthupakarana) ，以此消除外道的邪知邪见。至此，三藏中的“论藏”正式形成，南传佛教巴利三藏(经、律、论)也随之定型。第三次经典结束后，阿育王派出派了九个弘法使团，前往世界各地传播佛法。其中，第九个使团由阿育王儿子摩哂陀长老率领，将佛教传入斯里兰卡。

前三次结集反映了公元前一世纪之前，佛弟子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忆并传诵所闻教法，使古老的智能得以传承。前三次结集所使用的语言是摩揭陀语，被尊称为佛陀的语言(Buddhavacana)，基本上完成了三藏（律藏、经藏、论藏）的集成。

（二） 南传第四次结集—贝叶经时期保存佛陀教法的方法

南传第四次结集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随着书写方式和技艺的日趋成熟，高僧大德们采用贝叶作为文字的载体， “贝叶经”成为佛教传播中最早的记录媒介。据《大史》等记载，公元前 29 年，斯里兰卡国王伐多伽摩尼·阿巴耶(Vattagamani Abhaya)在马特列村的阿卢寺(Anuvihara)召集了第四次结集，由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这次结集中，诵出上座部佛教的三藏，修订三藏的注释，重新编排了经典次序。此次结集首次将一向口耳相传的巴利语三藏经典刻写在贝叶上，奠定了南传巴利语三藏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模式。

（三）北传第四次结集、南传第五次结集—金石刻写时期保存经教的方法

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于公元667年从印度带回657卷贝叶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大雁塔博物馆中的贝叶经只剩下寥寥几片，18世纪之前的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贝叶经古写本，如今仅存残叶珍本。由此可见，刻在贝叶、竹简与写在纸上的文献难以长久保存。正因如此，南北传佛教界的先贤们均不约而同地把佛经刻在金石之上，以确保佛经的保存与流传。

一切有部的第四次结集发生于佛灭后四百年，在迦腻色迦王的护持下，迦湿弥罗国的五百阿罗汉在迦湿弥罗国的耳林精舍(今克什米尔)共同结集三藏。集会推举世友为上首，负责论释三藏。首造十万诵《优婆提舍论》注释经藏，次作十万颂《毗奈耶毗婆沙论》注释律藏，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毗婆沙论》注释论藏，共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镂刻梵文笔录，以石函封缄，建塔珍藏，另以抄本远送各地，广宣流布。此次结集也成为大乘经典的源头。

无独有偶，为了防止佛经遭焚毁，自隋大业年间(605-617)，幽州沙门静琬发愿在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代，千年不断雕刻，形成了房山石经。虽然它并非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保存了50余种其他木刻版大藏经中没有的经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

南传佛教第五次结集发生于1871年，由缅甸敏东王召集2400位高僧在首都曼德勒(Mandalay)举行，主要以《律藏》为中心，考订、校对圣典原文的异同。经五个月的努力，结集完毕，并将三藏经典文字分别镌刻于729块方形大理石上，立于曼德勒山下之拘他陀塔寺(Kuthodaw)，建成佛塔，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书”。

（四）汉文大藏经—雕版印刷时期保存经教的方法

雕版印刷技术经历了印章、墨拓石碑等阶段的发展，至公元600年左右（隋代）逐渐而趋于成熟。佛教界率先将其应用于佛经的雕刻、印刷与流通。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毕升于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写了人类文化传播的进程。此后，佛教经籍的编印便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先后刊印出38种汉文大藏经(见表9:)，为保持佛陀教法的神圣性、权威性与纯洁性作出杰出的贡献。

（五）南传第六次结集—铅活字印刷术时期《南传大藏经》的汇编

当人类走入近代工业文明时期，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于1440一1445年间发明铅活字印刷术，经历百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在20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缅甸佛教徒充分利用了近代印刷技术的新成果，在国家的支持下，于1954至1956年间在首都仰光举行上座部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六次结集。此次结集有来自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二千五百为长老比丘出席。结集对各国版本的巴利语的经、律、论典籍进行了极为严谨的校勘，并决定将经过校勘的典籍陆续刊印，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巴利语大藏经新版。

（六）电子版三藏—数字时代保存经教的方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国内外皆热衷于佛典电子化的事业，仅南传藏经就有至少7个电子版(见表2: 南传藏经电子版一览表 )。

表2:南传藏经电子版一览表

目前，大多数的电子版佛教数据由佛教团体运营，目的是广泛传播。但是，正所谓 “乱花渐欲迷人眼”，信息量的激增同时也导致了信息过剩与泛滥的问题。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 人们要“广、快、精、准”地检索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像一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著名诗句所说：“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在这种信息困境下，人们普遍出现了信息时代的特有心理现象：信息焦虑。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感与焦虑感，源于在我们实际能够理解的信息与我们以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每一个人的信息负载量有一定的限度，当信息用户在大量信息面前缺乏提取所需信息的能力，接收到的信息超出其理解或消化能力时，便不自觉地产生各种无所适从的焦虑或紧张症状。因此，一旦第七次结集成果汇集成《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后，可将泛滥无序的电子版佛教数据转换为有组织的知识体系，既可舒解人们内心普遍性的信息焦虑，又能使信息可以更高效地被理解和利用。

二、打造高端国际交流平台—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的时代意义

世界佛教论坛由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佛教界于2005年倡议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见表3：世界佛教论坛一览表）。论坛旨在为热爱世界、关爱生命、护持佛教、慈悲为怀的有识之士，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与合作的长期平台。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于今年10月在中国浙江宁波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及嘉宾代表出席。经过近20年的精心耕耘，世界佛教论坛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佛教组织之一。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并以发起“第七次佛教结集”为契机，打造汉传佛教的高端国际交流平台。

见表3:世界佛教论坛一览表

（一）共建《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的必要性

在佛法僧三宝中，大藏经是“法宝”的象征。为了使正法久住，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徒一直致力于三藏的结集。而在中国，自宋朝刊行《开宝藏》以来，历代高僧大德都热衷于刊印大藏经。从下文表9可以看出，中国大藏经的版本多达38种，但引用困难，往往令人望而却步。

1、走出编辑完整大藏经的误区

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有识之士充分利用数字时代处理文献的便利，纷纷投入人力、物力，致力于编纂一部能够囊括所有佛典、文献和史料的完整大藏经。台湾版《中华大藏经》由中华大藏经会（成立于1956年）负责编刊，计划将宋代以来的近30种汉文大藏经合为一藏，分为五辑（见表4：台湾版《中华大藏经》）。

表4:台湾版《中华大藏经》

从上表来看，台湾版《中华大藏经》仍未摆脱历代藏经的影子，五辑的分类不够清晰，给使用者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惑。相比之下，大陆版《中华大藏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着进步。该版本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辅以《高丽藏》等其他版本，并以八种具有代表性的藏经为校本，计划分三编进行。第一编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共106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底，正式启动第二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计划在5年内完成。续编将收录正编中未包含的、古代各版本大藏经中没有《千字文》编号的部分。第三编将收录自六朝以来散佚的佛典，以及历代大藏经未收录的古代佛教典籍、近代新发现的佛教文献、金石资料中的佛教文献、正史、地方志、丛书、类书、总集、别集中保存的佛教数据，以及近代新译出的汉文佛教典籍和部分现代学者撰写的佛学著作等（见表5：大陆版《中华大藏经》资料）。

表5:大陆版《中华大藏经》资料

然而，从目前大陆版第一编《正编》来看，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正编》为影印本，未能突破传统藏经编目的局限；（2）索引过于简略，难以查找资料，使用极不便捷；（3）大陆版《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辅以《高丽藏》等其他版本，并以八种具有代表性的藏经为校本，这表明该藏经仍无法收录完整的中文佛教文献资料；（4）分类方式不自然，该版本以有无《千字文》编号来划分典籍，分别编入三编中，然而《千字文》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已无实际意义，这种分类方式既不自然，也不合理，导致了不必要的混乱。例如，佛教的经、律、论分散在三编中：第一编《正藏》仅收录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无法涵盖所有经、律、论，并且包含了一些非经、律、论的佛教文献和史料，难以称为真正的《正藏》。第二编《续藏》收录了《正编》未包含的、古代各版本大藏经中无《千字文》编号的经、律、论，这使得本应属于《正藏》的经、律、论被纳入其中，显得名不符实。第三编《藏外》则收录了六朝以来的散佚佛典，且中土和日本的文献资料也分散在三编中，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

2、编辑完整大藏经的困难

由以上分析可知，编辑一部能够囊括所有佛典、文献和史料的完整大藏经的构想并不现实，原因如下：

1.中国幅员辽阔，古代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导致在刊印大藏经时，很难及时收集到全国各地流传的经论；

2.在政治分裂的时期，不同王朝（如宋、辽、金）所刊行的佛典难以涵盖非统治区流行的佛经；

3.随着时间推移，各朝代不仅有新的佛经译出，历代高僧大德也有自己的论着，因此，不同版本的大藏经陆续进行了零星的增补;

4.受宗派影响，入藏经论的标准有所不同；

5.个人见解差异。例如从现代日本编纂的《缩刻藏》和《大正藏》所收录的书目中，可以发现有一百余部印度佛典未收入古代中国的各版大藏经。这些佛典大部分属于密教类文献，说明古人对密宗典籍持保留态度；

6.政治力量的干预。例如清代官修的《龙藏》曾删除明代《南藏》和《北藏》所收的40部中国著作。

3、如实保存1954年之前佛教文献的原因

资料齐全的《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无疑会为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人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它仍无法真正取代各版本的藏经，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 每一个藏经版本都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例如，《后汉书》中的一首诗提到：“提官隗构，魏昌愉糟，罔译刘脾，旁莫支留。”由于缺乏对当时文化的深入了解，至今没有语言学家能够破译其真正意义，这正是研究的价值所在。

(2) 众所周知，自从汉字诞生以来，书写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异体字的演变也受时代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些字在古代因避讳皇帝的名字而发生了变化，像泰昌皇帝名朱常洛，古籍中的“常”字改为“尝”，“洛”字改为“雒”；清朝咸丰皇帝名奕詝，“詝”字的最后一笔必须省略。这种避讳在清朝灭亡后可以恢复原样，但由于长期习惯，人们懒于改回原字。因此，在编辑藏经时，必须尊重佛经的原貌，保留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供后人研究。在尊重原貌的基础上，处理汉字异体字尤为困难。今天我们认为毫无争议的两个异体字，在古代典籍中往往并存。

(3) 汉字本身是象形文字，给读者带来的画面感是其他文字所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典籍中大量异体字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全面整理异体字不仅不可能做到完全周全，还可能产生新的错误。

(4) 随着社会的进步，保存经藏的方式不断改变。我们应跳出信息时代编辑藏经的传统思维，借助世界佛教论坛的平台，探索新的佛教文献保存方法——如《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以防止佛陀遗教的散失。

（二）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的操作方法

佛教文献的保存历经了口传时期、贝叶经时期、写本时期、雕版印刷时期以及近代的铅活字印刷时期，然而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受限于载体材料，文献难以得到完整保存。自1954年第六次结集以来，已经过去70年。如今，我们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应充分利用云存储、区块链和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以世界佛教论坛为平台，发起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并鼓励各国佛教组织共同建设《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见表6：《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具体构思如下。

表6: 《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

《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由南传佛教数据库、北传佛教数据库、藏传佛教数据库和梵文藏经数据库组成。每个佛教数据库又包括佛教经论数据库和相关国家/地区的佛教文献数据库。佛教经论数据库原则上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正藏，包含佛陀的言说；续藏，包含祖师的言说；藏外，包含学者的言说（见表7：佛教经论数据库）。

表7: 佛教经论数据库

（三）云储存与完整佛教文献的保存

云存储能够确保海量信息的保存，为保存更多佛教文献提供了可靠保障。以汉传佛教数据库中的正藏为例，收集了38个中国版本的藏经、2个高丽版本的藏经和11个日本版本的藏经（见表8：汉文大藏经数据库）。

表8: 汉文大藏经数据库

在38个中国版本的藏经中，包含了22个中国古代藏经、6个近代刊刻的藏经或文献，以及10个当代的藏经文献（见表9：汉文大藏经数据库（中国版正藏））。所有文献均不作任何改动，完整收入中国版正藏中，以展现完整保存文献的风格，供后人学习和研究。

表9: 汉文大藏经数据库(中国版正藏)

（四）区块链与佛教文献的权威性

自古以来，南传佛教的大德们一直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结集，而北传佛教国家则热衷于藏经的整理、编辑与刻印，其目的是确保佛陀的教法“不走样”，保持其权威性，从而使正法得以久住。如今，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新型应用功能，能够确保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的成果不受改动，保障佛教文献的权威性。

（五）同愿同行，打造汉传佛教高端国际交流平台

上文通过讨论历史上佛教典籍和资料的整理与保存过程，旨在说明中国佛教界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优势，把握历史机遇，借助世界佛教论坛的平台，率先发起“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此举将号召全球佛教国家的佛教组织和佛教学者参与收集和整理各自的佛教文献，最终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

以“南传佛教数据库”为例，可分为巴利语系佛教经论数据库和南传国家/地区佛教文献数据库两部分。其中，“巴利语系佛教经论数据库·正藏”可进一步分为三个子数据库：巴利三藏（不同拼音版本）、罗马拼音版本和巴利三藏（译本）。巴利三藏共包含9个译本，涵盖英语国家、斯里兰卡、泰国、日本、中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和法国。

在南传佛教影响下的国家数据库包括：斯里兰卡佛教文献数据库、缅甸佛教文献数据库、泰国佛教文献数据库、柬埔寨佛教文献数据库和老挝佛教文献数据库；在南传佛教影响下的地区文献数据库则包括：越南高棉族佛教文献数据库、孟加拉国国吉大港山区佛教文献数据库、尼泊尔和印度米佐拉姆邦佛教文献数据库，以及云南傣族聚居区佛教文献数据库（见表11：南传佛教数据库）。

一旦世界佛教论坛发起“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为各国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保障，我坚信上述相关国家和地区定会共同努力，协力完成佛教史上这一划时代的“结集”。

表10: 南传佛教数据库

综上所述，距1954年南传佛教第六次结集已近七十年，人工智能在佛教文献的保存、普及与研究方面势必带来深远的影响。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善用云存储、区块链和大数据等科技工具，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发起世界佛教第七次结集，号召全球佛教组织及有识之士，共同参与《世界佛教文献大数据库》的建设。这不仅是为后代子孙保存珍贵的佛教文献资料的责任，也将为佛教的传播和国际交流奠定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