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音永亮丨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在我院圆满落幕

为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及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我院于7月7日至8日共同举行了“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

在这两天中，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日本、德国、美国、比利时等多所高校，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多所国内佛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青年学者60余人，围绕“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三个主题，以分组研讨的形式开展了广泛、深入而细致的探讨，论题涵盖阿毗达磨、唯识、量论、如来藏、密教、印度哲学、天台、华严、净 土、佛教论义传统、中古佛道交涉、近世东亚佛教、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佛教神话学、政教关系等诸多方面，既有文献译注，也有哲学阐释，既有图像发隐，也有历史文化探微。

一、闭幕仪式

8日下午，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在我院阶梯教室举行闭幕仪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原院长、我院副院长张伟教授主持本次闭幕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汤铭钧副教授、我院常务副院长持定法师讲话。

汤铭钧副教授发言

汤铭钧副教授提到，本次博士论坛的性质是青年论坛，供我国佛学研究最有希望、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这批人，海阔天空地交流各自的雄心壮志抑或“痴心妄想”，让大家能够在畅所欲言中，不伤和气地，尽可能多地“互相伤害”。这样，当大家将来成长为我国佛学研究的中流砥柱的那一日，也能够继续团结在一起。

在此次论坛上，既有来自大陆和香港的佛学博士，也有负笈欧洲和日本的青年才俊，研究内容丰富，可以预见我国佛学研究将来数十年的发展趋势。期待类似的活动将来能定期举办，惠及更多青年学者。

祝愿青年学者们，在历史的大潮中有所超越，推动中国佛学研究向前发展，使中国学者的声音重回国际舞台。

持定法师发言

持定法师认为，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是继大乘中观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唯识思想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佛学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四大高僧太虚大师就曾推重唯识学，他的佛学思想“学崇唯识，宗归弥勒”。我院秉承太虚大师遗愿，大力弘扬弥勒文化，突出法相唯识和人间佛教办学特色，积极推动学术科研建设。

学院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设立相关研究基地4个，中国佛教协会人间佛教思想研究基地也在此落户。其中，学院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合作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慈氏学研讨会”和“复旦佛学博士论坛”两个学术交流平台。

持定法师表示，希望这两个平台能够不断延续下去，为推动唯识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培养锻炼青年学者、提升雪窦山文化内涵作出贡献。

张伟教授主持闭幕式

随后，主持人张伟教授代表主办方、协办方宣布：“首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圆满落幕，期待下一届论坛大家再相聚。

二、分论坛

此次复旦佛学博士论坛共有三组12场分论坛。研讨结束后设立圆桌会议，由张与弛、刘郑宁、胡梦迪、杨志国、谭井阳、汪珂欣、吴子昊、许伟、辛放、平燕红、于洋洋、颜邦宁12位青年学者主持并作小组总结发言；傅新毅教授主持。

第一组第一场

第一组分会场现场

张与弛作小组总结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张与弛的报告《〈瑜伽师地论〉论“作意”》考察了《瑜伽师地论》中“作意”一词的用例，指出该词同时兼具“心所”“如理/非如理”“禅定修行”三方面的含义。并且，通过辨析作意的“心所”义，发现后两种义项与心所义不相矛盾，可以视作作意心所的具体表现形式。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许伟的报告《“此之彼”——论“得”的哲学意涵》从文献和历史双重角度考察了有部的心不相应行法“得”。该文援引同属印欧语系的欧洲哲学的“范畴直观”，指出“得”指向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此关系不能被还原为处于关系之中的两个关系项。更为难得的是，该文将“得”置于印度哲学的总体语境中，通过与胜论派的“和合”句义与“合”的比较，指出这种实体化的关系在印度哲学中普遍可见。

岭东佛学院华睿法师的报告《见所断、修所断惑的不同说法——以〈顺正理论〉为中心》围绕《品类足论》与《发智论》关于见所断惑与修所断惑之数量的不同记述，并基于《大毗婆沙论》与《顺正理论》融通了上述两处文段。该文论及了世间道能否断惑、断惑之不同类型等重要的阿毗达磨教理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李海捷的报告《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略辨》从有为法与时间性的关系切入，深入辨析了毗婆沙部四大论师提出的四种安立时间性的方案。该文进而以作为有部正义的“位异说”为论题，在世亲与众贤的争论中勾勒了法体与作用非一非异的关系，并追溯了众贤区分功能与作用的思想语境。

第一组第二场

刘郑宁作小组总结

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樊铮炎的报告《宝藏寂密教著述中的瑜伽行学说——以〈等虚空广释〉（Khasamānāmaṭīkā）为例》立足于梵藏文本，从“转依”和“佛智”“佛身”两方面深入探讨了无相唯识学者、密宗成就者宝藏寂所著的《等虚空广释》中的“转依”、“阿赖耶”与“非阿赖耶”、“真如智”与“清净世间智”、“有形象”与“无形象”等概念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揭示了瑜伽行作为一种非密教的哲学学说如何被宝藏寂用于注解密教的实践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翟小萌的报告《四世班禅大师与〈甘丹教传大手印〉》介绍了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的生平事迹以及《甘丹教传大手印》的创作时间、创作地点、版本情况，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四世班禅及格鲁派大手印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解读了《甘丹教传大手印》主体部分中的显宗、密宗大手印，传规的采纳，上师瑜伽修法，“船与飞鸟”、“小鱼水中游”、“念珠与军队”三譬喻等内容，为今后与其他大手印文本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佛学院庆心法师的报告《北本〈大般涅槃经〉佛性思想初探》指出在“佛性”的内涵问题上，“佛性”的含义是复杂、丰富、多元的，以表诠、遮诠两种论述方式说明。在“一阐提能否成佛”问题上，“众生”是佛性的“正因”，而从具有佛性到成佛，还需要具足“缘因”的菩提心。一阐提是非定性的，一旦转变还会发起菩提心，也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在“佛性的本有、始有”问题上，对于经中譬喻的不同解读是引发该问题的关键，无论说佛性是“本有”还是“始有”，都不能准确完全地表述佛性的存在状态。

日本龙谷大学文学研究科王若宾的报告《契丹·日本·阿吒力教——也谈清凉澄观所撰〈受菩提心戒仪〉》认为，澄观基于“《起信论》—法藏”一脉的菩提心“三心”说，结合《八十华严》中“以大愿为炷、大悲为油”的“菩提灯喻”，提出了“大智、大愿、大悲”的菩提心“三心”新说，并为宗密和裴休所继承。这一思想在辽代佛教文献中暂未见到，在日本佛教文献中有待考证，在阿吒力佛教文献中则存在“三心五愿”之说，推断其来源之一即是裴休《普劝僧俗发菩提心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系任永康的报告《说不可说：〈实相藏〉对“实相”的诠说与策略》指出，隆钦饶绛巴以应成派中观见为因果乘最胜见，依应成见则法性断不可说、超绝言思，但他在《实相宝藏论》中又屡屡诠说佛性、觉性，似乎通过“说不可说”融合了两种相悖的见地。他认为，文本中所言的“觉性”、“大菩提心”等可被视作“依托施设”，可能是一种隐喻的诠释策略，用以在开显宁玛派大圆满之见地的同时，重构并彰示自宗信仰，回应新译体系的挑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郑宁的报告《试探〈赞法界颂〉在如来藏经典中的位置》通过对梵、藏、汉文本进行对勘，首先解析了作为如来藏思想的两个标志即“一切众生具”与“烦恼遮蔽—去蔽清净”在文本中的表达，从文本群整体入手确认了《赞法界颂》确实是一部如来藏经典。之后则关注各版本之间的差异性，以具体偈颂中《楞伽经》色彩的出现与淡化为例，试图说明不同版本中语词使用的倾向性可能影响到对于该文本定位和归属的分野，同时也暗示着文本的发展脉络与作出不同诠释的可能性。

日本立正大学法华经文化研究所白景皓的报告《〈法华经〉流通中的本尊论：印度大乘佛教与日本日莲宗学的对话》发现梵典《法华经》与日本日莲宗学的“本尊”内涵不同。《法华经》中的“本尊”经法与经卷并重，是《法华经》流通中供养的崇拜对象，是法华信仰的核心。日莲宗所依的本尊形态被称为“大曼荼罗”或“本门本尊”，是“一念三千”的表现。二者在法体意识上具有类似性，均以字为法体；在国土意识上则具有差异性，前者持“印度本位说”，后者持“日本本位说”。

第一组第三场

胡梦迪作小组总结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兰原的报告《谁是同种说——来自民国同别种争论的一个考察》以民国时期关于影像相分、见分同别种的争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景昌极所主张、并归之于安慧的同种说。报告将景昌极的同种说与唐疏中的同种说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是从唯识古学的视角对安慧说作出的同种说解读；而后者从自身的学统出发，将无关同别问题的安慧说发展为兼可相、见同、别种的安慧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敬一的报告《带相与识分——一个“法无作用”的视角》认为“带相说”的前提是由刹那灭推论出的“法无作用”说，其核心是将“认识”这一常识中的动态过程还原到静态的一刹那。报告进而从“带相说”出发，讨论了“缘虑”“自证”等佛教认识论概念以及“能量-所量-量果”关系，认为这些概念都是基于识分的假说。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胡梦迪的报告《〈瑜伽师地论〉中的“分别”与种子的名言性》意在理清《瑜伽师地论》中早期文本部分中的“分别”同相对后起的《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中的“名言熏习”或“名言种子”之间的深度理论关联。通过论证《本地分》中已经通过“戏论”而成立了“种子”与“熏习”之间的同义关系，并指出“分别”乃是“名言熏习”或“名言种子”之原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宁军的报告《“唯事”与“分别”——以〈菩萨地·真实义品〉为中心》从《菩萨地·本地分》中“vastu（事）从分别生起”的各种争议性的解读出发，通过对梵藏文本的详细考察，否定了从后起唯识学来解读“分别生起vastu”的立场，而认为应该从业感缘起的立场来说明作为世俗经验层面的现象和其背后的vastu之间存在因果交互的作用。

闽南佛学院如净法师的报告《瑜伽行派“转依”的语义变迁》主要探讨在瑜伽行派的发展与流变中，“转依”语义的关键性变迁。首先，基于āśraya-parivṛtti与āśraya-parāvṛtti抉择“转依”两个梵语的争议，其次，以《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对于转依的名义及其关键性变化进行梳理，最后基于“弥勒论”与《摄大乘论》论述不同时期三性与转依的关系。

闽南佛学院常照法师的报告《〈集量论〉“三分伽他”之研究》对《集量论》中的“三分伽他”进行了考察。报告提出，《集量论》中心识的显现相貌本身只是心识自证的范围；而对于量、所量及量果的关系，也只是基于量果上的假说；在一体的心识上，三者的区分只是语言的安立。基于《集量论》本身，不需建立第四分，而对于第四分的建立则是将《集量论》假说的能、所，作了正向的理解。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甘思奇的报告《浅谈自续中观的“随顺胜义”》探讨了应成与自续对立所依据的论辩形式背后的哲学问题——是否设立与胜义相关的“随顺胜义”。报告通过无分别智、龙树对“生起/不生”的教示、“闻思修慧”三个方面对由清辩提出的“随顺胜义”做了阐述。并指出，相对地，应成则持世俗、胜义二分，不设“随顺胜义”。

第一组第四场

杨志国作小组总结

慕尼黑大学日本中心王天然的报告《2到5世纪的佛经合作翻译》以欧洲翻译学传统为视角，重新检视早期佛典合作翻译相关的史料，以期补充、说明现有的翻译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现这一时期译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间地带”，佛典翻译程序呈现出线性循环的全新特征。另外，源头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也存在着多语言、多国家的多向流动，在这种复杂的关系模式中还处处透视着译权在译场之中的反复流转现象。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心怡的报告《僧俗共聚：人间佛教视域下的敦煌论义文献书写研究》重点考察敦煌论义文献中所展示的佛教论义活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文章发现论义文献在书写上存在着很强的程式性，主要包括“论端”与“树义”两部分。论端部分对“佛法东来”的故事的叙述与对中原典籍的引用，展现了此类文书书写中东西文化之间、僧俗社会之间的碰撞与互动。分类统计论端部分所据佛典与所竖义端，则可知两者之间并无实际关系，主要以向大众普及基础的佛教义理为目的。

中国佛学院宏瑞法师的报告《无处不菩提：〈华严经·净行品〉历史与文本研究》首先基于前人研究简要介绍了《华严经·净行品》的传入、成立、版本、思想等相关情况，认为这是一部帮助人们生发菩提、策励修道、轨范身心的重要经典。法师着重从历史维度对该经进行考察，指出该部经典因其发愿与戒条的广大、实用精神，对明清之际面临衰微的中国佛教的发挥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并以来其所衍生的《毗尼日用切要》等日用类文献对近现代以来世界僧众出家生活规范化的产生了重要意义。

闽南佛学院合璟法师的报告《略论“抄经”与“别生经”的关系》追溯考辩历代经录中的“抄经”与“别生经”概念，指出抄经与别生经虽然都是从大部佛典中抄出并单独流通的经典，但因其摘抄方式不同，故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又因历代经录学家对不同形态抄经的看法不尽相同，不同经录对它的处理方式亦各有所差，这种争论至《开元录》时抄经类目的完全消失方止。但总的来说，从两个类目的出处、产生方法以及概念等方面来看，别生仅只是抄经中的一类而已。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道承法师的报告《明朝唯识学派发展窥探》认为，在唐代禅宗对义学的轻忽直接导致近世中国佛学的倾颓之势，明末诸师为挽救时弊再倡义学研习之风的时代背景下，唯识学派获得了短暂的复兴。该学派取法唐、宋、元学僧的《华严疏钞》《宗镜录》《唯识开蒙问答》等著作，涌现出代表学者17人，撰成著述35种，并在后期加入华严、天台等宗教理，圆融性、相二宗，开启了明代唯识学发端、注疏、总论的三个新阶段。

本次论坛是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佛学博士论坛，论坛选址我院响应了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三支队伍”的号召；传承了太虚大师宣扬弥勒精神，开展唯识研究，构建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佛学理念；深化了我院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契机，有利于学院未来创建更多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佛学研究向前发展。